一架民航飞机在接近印尼海岸时突然发生爆炸，从5000多米的高空坠入海底。瞬间，两百多平米的海平面化为一片火海。飞机上共19人，有3名机员侥幸生还，其余16人遇难。

　　时任新华社对外编辑部主任的沈建图、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、新华社对外编辑部记者李炳衡、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杜宏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郝凤格、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石志昂、外交部情报司科员李肇基、周总理的司机钟步云。

　　显然，这不是一起普通的飞机坠毁事件，后经有关部门查明，该事故源自军统授意下的一次谋杀，而他们针对的目标，就是当年要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周恩来总理。

　　自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，我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。作为亚洲大国中的一位领袖，周恩来总理在1955年1月15日接到了印尼总理卡斯特罗·阿米佐约的邀请，希望中国派代表团前往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亚非会议。

　　这是一场很重要的会议，有助于中国同周边国家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，因此，总理对它非常重视。收到邀请后，即与代表团成员探讨具体的参会方案。

　　准备什么物资、会议期间开展什么贸易活动、参加会议要达到什么目的、怎么进行对外宣传等等，这都是需要考虑的东西。

　　现在我们有了从北京直飞印尼的国际航班，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，我们所拥有的那些老旧飞机不具备国际长途飞行的能力。

　　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，其中走水路的方案耗时较多，仅单程就要一个星期，途中变数较大。

　　第二个方案虽更为合理，但也具备一定的风险。那时，香港还属于英国管辖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，造成了此处错综复杂的局面，各种派别的力量充斥其间。代表团从此处坐飞机，也不是十分稳妥。

　　正在举棋不定时，3月12日，周总理突然得了阑尾炎被送进了医院。考虑到手术后不宜长途颠簸，中国代表团决定采用第二种出行方案。

　　1955年4月2日，中国政府与印度航空公司签订了包机合同，包机费港币55200元，指定的飞机为克什米尔公主号。这架飞机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制的，性能上在当时处于领先水平。它的机身装备有4台发动机，后面有三个垂直尾翼，看上去十分气派。

　　彼时的中国，普通人是坐不了这种飞机的，因此，听说要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去雅加达，代表团中的年轻人都很兴奋。

　　当年仅22岁的新华社报务员刘茂俭便是其中之一，他与同事钱嗣杰兴冲冲地跑到香港采买设备，却被告知要陪同外交部的两位信使提前乘船去往万隆。

　　可以想象，得知周恩来受邀出席万隆会议，被赶到台湾的蒋介石肯定是不高兴的。

　　因为出席那次大会的29个国家中，只有6个国家与中国建交，其余23个国家大多和保持着某种“外交联系”。

　　此次，周总理前去，必定会打破这种格局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，这是高层不愿意看到的，他们立刻布置起了相应的破坏计划。

　　其实，早在4月7日，中国代表团就得知了有特务要暗害周总理的消息，虽然对他们行动的具体手法还不得而知，但提前也有了些防备。

　　4月11日，是克什米尔公主号预计到达的日子，刘茂俭与钱嗣杰早早地起来，等待迎接大部队。可他们左等右等，一天也没见人。

　　到了傍晚，两人发觉事情有些不对，他们打开了无线电收音机。这时，有几家外国通讯社报道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的消息，台湾的电台甚至抢先播报：周恩来的座机坠毁了。

　　人们在飞机的右轮舱发现了类似定时器的东西，这不属于轮舱里的任何器件，显然，飞机的爆炸是外部原因引起的，这是一场。

　　该事发生后，中国政府紧急联系了港英警方，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情报，随即警方根据这些线索，采取了紧急搜查行动，从一位机场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一家名叫“就记电料行”的商铺或许和案情有关。

　　电料行的老板叫关就记，案发前他曾托人到处打听有关机场的情况，在警方的审问下，关就记承认曾从台湾偷运回一枚定时炸弹，并交给了驻香港情报站站长赵斌丞。

　　赵斌丞是戴签的得意门生，这个人平时沉默寡言，但是做事工于心计，戴签死后，他自然归到毛人凤管辖。

　　毛人凤也是一个阴狠歹毒的人，他曾密谋策划过杀害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的行动。在获知中国代表团的行程后，毛人凤立刻把中国代表团在香港转机的情报传递给了赵斌丞。

　　得到这样一个情报，赵斌丞大喜过望，他认为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绝好时机。于是，在经过一番周密的盘算之后，他制定了一个暗杀方案：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。

　　当然，他不会亲自参与这样的行动。为完成计划，他还需要机场工作人员的协助。经过仔细考量，赵斌丞把眼光投向了机场的一名清洁工——周驹。

　　周驹其人，个子矮小，相貌平平，不宜引人注目。而且他有赌博等种种恶习，欠了一债，生活状态很不好。

　　军统就需要这样的人，很快，赵斌承找到周驹，给他开出了六十万港币的酬劳，要他想办法把炸弹安在飞机上，暗杀我党要员。

　　周驹一听要安炸弹，吓得冷汗直流，但60万港币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，短暂思考后，他决定铤而走险。

　　就这样，自四月一日之后，周驹就再没有回到家中，他被安排在一家旅馆内，由特务监控起来。

　　的特工对他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训练，周驹得以熟悉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内部结构，特工们告诉他要把炸弹安到飞机的要害部位，而且要做的很隐蔽，让人看不出来。

　　4月11日上午11点，“克什米尔公主号”准时从印度孟买抵达香港。飞机刚降落，印度航空公司的人就守在了四周，禁止外人靠近，机场的警卫似乎也加强了戒备。

　　与以往不同的是，他今天多带了一管牙膏，那可不是普通的牙膏，它是伪装起来的TNT炸弹，威力惊人。

　　安检人员看到这个清洁工带着盟洗用品走了过来，便没多留意。周驹趁此机会混进克什米尔公主号，把炸弹安装在飞机右翼轮仓。

　　几个小时之后，就发生了那场高空爆炸悲剧，克什米尔公主号像一只失控的巨鸟，被炸得断为三截坠入海中。

　　而凶犯周驹却在不久后混进了一个航班的行李舱，潜到台湾落户。中国代表曾就此事对港英当局表示抗议，港英方面以“香港和台湾没有引渡条约”为由推脱了，此事便不了了之……

　　原来，就在准备飞往香港的时候，他突然得到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，希望他在万隆会议前能绕道缅甸就亚非会议事宜进行磋商。

　　于是，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，中国代表团就此兵分两路，一路由周恩来、陈毅率领，前往缅甸首都仰光参加亚非会议的预备会，另一路人按原计划直飞雅加达。

　　多年后，周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起此事仍心有余悸，“幸好没上飞机”他说，“要不是吴努的邀请，后果不堪设想……”

　　后来，在对妻子的回信中，总理写道：“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。”并坚持前往万隆参加会议。

　　在万隆会议期间，总理殚精竭虑，7天内参加会议16次，与客会谈10次，参加宴会15次……总睡眠时间只有13小时。

　　但在此次会议上，我方提出的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”，成为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，并由此形成了友好合作，摆脱大国政治干涉的万隆精神。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，万隆会议后，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和中国结交。

　　过程无疑是曲折的，但影响不到最终结果。就像毛主席诗词中写的那样，那些暗地里搞破坏的敌对势力，不过是小小寰宇中的“几个苍蝇碰壁”罢了。在光明大道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将是“蚍蜉撼树”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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